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，外资企业承载着资金、先进技术、管理经验、国际市场渠道，在经济发展和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商务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积极扩大对外开放，推进外资管理体制改革，打造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平台，相关举措取得明显成效。

　　一、扩大开放迈出新步伐

　　扩大开放是积极引进外资的关键一环，是稳定和扩大引资规模、优化外资结构、更好发挥外资积极作用的基本前提。商务部以开放发展理念为指导，积极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。

　　两次修订《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》（以下简称《目录》）。2015年、2017年两次修订分别是1995年首次颁布《目录》以来的第6次、第7次修订，修订周期更短、开放领域更广泛。2017年版《目录》的限制性措施进一步减少至63条。除了进一步提高服务业、制造业、采矿业开放水平，新版《目录》最大亮点之一是将关联并购以外，不涉及外资限制性措施的外资并购由审批改为备案管理，为外国投资者在华投资创造更加公平、透明、便利的营商环境。两次修订《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》，增加鼓励外商投资条目228条，积极支持中西部地区、东北老工业基地开放开发。在北京市开展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，试点方案确定的141项任务实施率达96.5%，形成了一批可复制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建议，改革开放试验田的作用充分彰显。2016年，北京市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总值的比重达80.3%，服务业吸收外资约占全市的95%，约占全国的13%。

　　今年以来，报请国务院先后印发《国务院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17〕5号）和《国务院关于促进外资增长若干措施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17〕39号，以下简称39号文）。特别是新出台的国发39号文，以进一步提升中国外商投资环境法治化、国际化、便利化水平为出发点，以促进外资增长、提高利用外资质量为目标，围绕减少外资准入限制、制定财税支持政策、完善国家级开发区综合投资环境、便利人才出入境、优化营商环境等五方面，提出了具有极强针对性、操作性的22项措施，社会各界反应良好。

　　二、外资管理体制改革取得新突破

　　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部署和“十三五”规划关于“制定外资基础性法律，对外资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”要求，一方面，商务部积极推进统一内外资法律法规工作，制订《外国投资法》（草案），于2015年1月征求社会公众意见；另一方面，在上海自贸试验区率先试行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，大幅减少行政审批，为外资管理体制改革探索积累经验。

　　2016年9月，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了《外资企业法》等4部法律，除少数实行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领域，外资企业设立及变更事项一律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，改变了实行30多年的“逐案审批制”，实现了对既有外商投资管理理念、管理模式和管理体制的重大变革。目前，95%以上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或变更通过备案方式完成，办理时限由20多个工作日缩减到3个工作日以内，外商投资的便利化、规范化水平及透明度显著提升。

　　三、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结出新硕果

　　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（以下简称自贸试验区）是党中央、国务院在新形势下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一项战略举措，目的是以制度创新为核心，在加快政府职能转变、探索体制机制创新、促进投资贸易便利化等方面进行先行先试，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、积累新经验。

　　根据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2013年9月，上海自贸试验区挂牌运行；2015年4月，上海自贸试验区扩展区域，广东、天津、福建自贸试验区挂牌运行。截至目前，上海等4个自贸试验区在投资、贸易、金融、事中事后监管等领域制度创新成效显著，形成了123项改革试点经验并在全国或特定区域复制推广，带动了全国范围内营商环境不断优化，达到了服务大局、服务国家战略的目的。2017年4月，辽宁、浙江、河南、湖北、重庆、四川、陕西等7个新设自贸试验区挂牌运行。至此，我国自贸试验区数量达到11个，形成了东中西部全方位制度创新的“雁行阵”格局。

　　近4年来，自贸试验区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，总体方案设计的366项国家有关部门任务，实施率超过90%。营商环境不断优化，获得各类市场主体的高度认可。2016年，上海、广东、天津、福建自贸试验区共设立企业14万家，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80%以上；实现税收4000亿元，同比增长26.2%，高于全国21.9个百分点。中央改革办专项督察认为，4个自贸试验区形成了多领域、复合型综合改革态势，彰显了深化改革开放试验田作用。

　　四、国家级开发区踏上新征程

　　为促进国家级经开区转型升级，商务部推动国务院于2014年、2016年连续发布两个重大政策性文件，明确了新时期国家级经开区的发展方向和功能定位；印发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发展水平考核评价办法，建立分类指导动态管理制度，促进创新驱动发展；完善各类开发区协同发展机制，推动创建国际合作生态示范园区和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，促进产业集聚和结构优化。国家级经开区作为先进制造业聚集区和区域经济增长极，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、对外开放的重要载体和体制机制改革的试验区域，为中国形成全方位、宽领域、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做出了突出贡献。

　　一是经济发展态势稳中向好。2016年，纳入统计的219家国家级经开区共实现地区生产总值83139亿元人民币，同比增长7%，占全国的比重为11.2%；实现税收收入14018亿元，同比增长7.2%，占全国的比重为12.1%；实现进出口总额47605亿元，同比增长0.53%，占全国的比重为19.6%。

　　二是产业集聚效应日益明显。依托已有的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，国家级经开区产业集聚效应日益明显，形成了汽车、电子信息、装备制造、化工等主导产业，在我国工业化、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。2016年，全国219家国家级经开区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21.4万亿元，同比增长5.2%。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坚持创新引领，加快创新平台建设，实施“腾笼换鸟”，大力发展高新产业。开发区与新加坡某集团联手打造杭州第一个现代化、国际化的综合科技园区，引进各类企业110余家，其中创新型企业占比超过90%；开发区内建设了浙江省规模最大的高教园区，拥有14所高校、20万师生，建有省部级重点学科77个、国家级和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及研究基地38个，产学研合作为开发区创新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。同时，为破解空间资源瓶颈和新旧动能转换难题，杭州经开区大力发展特色小镇，积极推进东部医药港小镇、大创小镇、国际科创小镇建设，使其成为发展新亮点、城市新名片。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，杭州经开区人才集聚效应逐步显现，创新效益不断提升。

　　三是绿色发展水平不断提升。截至2016年底，已有30家国家级经开区被命名为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，21家被批准建设，分别占园区总数的62.5%和46.7%；列入循环化改造试点示范的国家级经开区为32个，占全国示范园区总数的48%；列入低碳工业园区试点的国家级经开区为18个，占试点园区总数的33%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我边境经济合作区、跨境经济合作区等沿边开放平台建设也取得了新的进展，促进内陆沿边地区统筹国内外两种资源、两个市场，有序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，逐步培育起一批具备特色和优势的外向型产业，总体实力逐步壮大。2016年，全国17个边合区的工业总产值、税收收入、进出口额分别达到929.83亿、44.43亿、698.87亿元，吸纳就业19.36万人。满洲里边合区的俄罗斯木材进口深加工业务、东兴边合区的跨境电子商务已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链；瑞丽边合区居民“开瑞丽汽车，骑瑞丽摩托，看瑞丽电视，打瑞丽手机，游瑞丽风光”，成为沿边地区的一景。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成为中哈跨境合作的热土，日均出入人数超过万人，中方区域已吸引商业投资200亿元以上。中老磨憨-磨丁经济合作区的建设走上正轨，为中国与东南亚经贸合作的深入推进提供了良好的示范。

　　五、为国民经济发展作出新贡献

　　一是规模稳居全球前列。2013年以来，全国累计新增外商投资企业10.1万家，实际引进外资4894.2亿美元（未含银行、证券、保险领域数据，下同），年均引资规模比2012年增长9.5%。我国引进外资已连续25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。

　　二是产业结构明显优化。2017年1-8月，高技术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436.9亿元人民币，同比增长15%；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814.4亿元人民币，同比增长21.4%。2013年以来，高技术业引进外资年均增长11.7%，2016年占比达19.1%，比2012年提高5个百分点。外资企业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年均增长10.4%、出口年均增长17%，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。外资研发中心超过2400家，服务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的能力进一步提升。

　　三是积极作用不断增强。2016年，外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5.6%，高于全国平均增速7.5个百分点；外资企业出口占全国的43.7%，纳税占18.3%，城镇就业人数占9.9%（4000万）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占全国的25.2%。外资企业数量不到全国各类企业总数的3%，创造了我国近一半的对外贸易和1/5的财政税收，为国民经济稳增长、调结构、促改革、惠民生、防风险作出了积极贡献。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，外资企业研发投入、有效发明专利数占比均超过五分之一。外资企业通过竞争和技术外溢效应，有力提升了市场资源配置效率，推动了创业创新。